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李俊杰和邵志敏教授等研究发现， 在三阴乳腺癌标准的蒽环类+紫杉类术后辅助化疗中，加入卡培他滨联合治疗，可以将5年无病生存率提高到86.3%，相对风险降低34%。
这项由中国科学家探索出来的 联合卡培他滨辅助化疗的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方案，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且 是中国乳腺癌辅助治疗研究领域首个刊登在JCO的临床研究 。从投稿到发表仅历时4个月，十分迅速，足以见其重要。
这个 “中国方案”将 在保障患者安全性、耐受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 未来或有望写入治疗指南，成为全球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标准方案。
三阴乳腺癌遇上卡培他滨
三阴乳腺癌，在乳腺癌中大约占15%~20%。相比其它三种亚型的乳腺癌，三阴乳腺癌进展快，易转移，预后差，患者还相对年轻，甚至有不少30多岁的患者[2,3]。可以说，三阴乳腺癌是危害最大的一种乳腺癌了。
除了危害大，三阴乳腺癌还不好治。它的三阴，指的是HER2基因、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这样一来，无论近些年进展很大的HER2靶向治疗，还是历史悠久的内分泌治疗，到了三阴乳腺癌这，统统不起作用。 三阴乳腺癌的治疗还是要依靠手术和化疗。
三阴乳腺癌的标准化疗，是靠蒽环类和紫衫类药物。为了增强化疗的效果，降低死亡率和复发率，科学家们可是绞尽了脑汁。2019年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 剂量密集的化疗方案，可以降低乳腺癌，尤其是三阴乳腺癌的10年复发和死亡风险[4]。不过化疗给的密了， 带来的副作用难免也会更多。
那不增加化疗密度的话，而向标准的蒽环+紫衫化疗中再加点别的药，能不能改善三阴乳腺癌的化疗？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种核苷类药物——卡培他滨。
卡培他滨是一种口服前体药物，吃下去后经过肝脏和肿瘤组织的代谢，在肿瘤中产生5-氟尿嘧啶而杀伤肿瘤。在晚期乳腺癌中，卡培他滨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5]。
而对于早期乳腺癌，FINXX试验结果显示， 卡培他滨并没有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亚组分析提示其可能对早期的三阴乳腺癌有效[6]。CREATE-X试验也显示， 卡培他滨辅助化疗的效果，在三阴乳腺癌患者身上最为明显[7]。
卡培他滨有可能能改善三阴乳腺癌的治疗！
详解“中国方案”
研究人员在中国招募了610名未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三阴乳腺癌患者，1:1随机分配到卡培他滨组或对照组。卡培他滨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8.3岁和49.1岁，绝经期患者比例分别为59.3%和53.3%，家族史、手术类型等基线特征也都相似。
治疗方案上，卡培他滨组使用的是TX-XEC方案，先进行3个周期的多西他赛+卡培他滨化疗，再接三个周期的卡培他滨+表柔比星+环磷酰胺化疗。而对照组第一阶段只使用多西他赛，第二阶段的卡培他滨也被换成了5-氟尿嘧啶，被称为T-FEC方案。
经过中位67个月的随访，卡培他滨组的297名患者和对照组的288名患者被纳入了意向治疗分析。此时， 所有患者都至少随访了5年。卡培他滨组的5年无病生存率为86.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0.4%， 患者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下降34%，其中局部复发风险下降41%，远处转移风险下降37%。
卡培他滨显著增高了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
治疗的耐受性上， 卡培他滨组合对照组分别有84.9%和86.1%的患者完成了全部6个周期的化疗，差异不大。虽说有39.1%的卡培他滨组患者降低了卡培他滨的剂量，但 大多仍保持在初始剂量的75%以上。
不良事件上，卡培他滨组的患者出现了更多的手足综合征，其中3~4级的手足综合征出现了25例，而对照组没有出现 。另外，3~4级的口腔炎出现了15例，对照组仅3例。不过在 整体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上，两组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试验中出现的不良事件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CBCSG-010中患者的病历、组织样本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看看不同亚型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在卡培他滨辅助化疗中的获益是否存在不同，有没有哪个亚型的获益更为明显。
不过研究人员也提到，这项研究中纳入的全部都是中国患者。如果要在全球推广，可能还需要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进行验证。但 对于中国的三阴乳腺癌患者，应当足以说XT-XEC方案是一个更好的术后辅助化疗方案了。
参考文献：
1. Adjuvant Capecitabine With Docetaxel and Cyclophosphamide Plus Epirubicin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BCSG010):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 JCO.19.02474.
2.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20): 1938-1948.
3. Breast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J]. 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15, 72(2): 333-338.
4. Increasing the dose intensity of chemotherapy by more frequent administration or sequential scheduling: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of 37 298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in 26 randomised trials[J]. The Lancet, 2019, 393(10179): 1440-1452.
5. Capecitabine: a review[J].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5, 27(1): 23-44.
6. Adjuvant capecitabine in combination with docetaxel, epirubicin, and cyclophosphamide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the randomized clinical FinXX trial[J]. JAMA oncology, 2017, 3(6): 793-800.
7. Adjuvant capecitabine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7, 376(22): 2147-2159.
8. Role of capecitabine in treating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n Chinese patients[J].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4, 7: 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