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1日，耶路撒冷。
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人道罪等十五条罪名起诉，之后被处以绞刑。
在二战期间，艾希曼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他是无数犹太人的“死刑执行者”。
对于这样一个恶魔，人们通常会在心理上认为，他一定非常凶狠和阴险。然而，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艾希曼的表现颠覆了人们对恶魔的原始印象。
根据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现场的描述：他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
这样一个走在人群里和你我一样平凡的人，怎么会做出如此残暴的屠杀行为呢？如果你能听到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说的话，你就会找到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艾希曼反复宣称，“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这话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尤其是这3年来，你是不是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
“这是上面的政策，我没办法……”
“这是领导的命令，你必须……”
2022年4月的某一天，上海一对夫妻被误判阳性，但是工作人员上门后要把他们一家人转运到方舱隔离。夫妻俩拿着录音，证实是检测机构搞错了，他们没有阳性。然而，防疫工作人员的态度是：
“这是疾控部门的命令，必须执行！”
“如果不服，将来可以起诉我啊！”
“命令必须100%执行。”
“赶快去方舱。”
“如果不配合，就呼叫增援、强制带走。”
“不但要受行政处罚，而且对你们的孩子也有影响。”
执行上级命令有错吗？看起去没什么错。但是，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丁点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心有触动”，一定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种不对劲，就是良知的声音。
1961年8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开始在东西德边境修建柏林墙。这座墙，成为了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后的重要标志。然而，柏林墙并没有阻止人们逃离东德的步伐。
有数据记载，在1961至1989年间，约有5000人尝试翻越柏林墙。翻越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泅水、自制热气球、跳楼、藏在汽车或者金属桶中，甚至挖地道等等。
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着小雨，整个大地一片朦胧。
东德士兵亨里奇正守卫在柏林墙东德的一边。突然，他发现了有一个人正爬到了柏林墙上准备逃往西德。亨里奇举起了手中的冲锋枪，瞄准那个人，勾动了板机。22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被击毙。而亨里奇也成为了东德政府眼中的英雄。
然而，估计连亨里奇自己也想不到，就在他开枪杀死克里斯-格夫洛伊的几个月后，柏林墙被推翻了，东西德回归统一。曾经的“英雄”在后来站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说：
“他是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了有人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乍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丁点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心有触动”，一定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种不对劲，就是良知的声音。
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法官西奥多-赛德尔是怎么说的。他说：
“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可是，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在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因为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西奥多-赛德尔法官的话在每一个旁听人的内心回想、翻腾。士兵亨里奇听到这，胸口剧烈起伏，眼睛流着泪水，对着格夫洛伊的家人说：对不起，我错了。最终，法庭以士兵亨里奇因故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如果一个人，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不顾良知，不顾现实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处境，这就是恶，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而在现实中，多少人不仅在无意识中作恶，甚至还会举着“大旗”，戴着“红袖章”，喊着“正能量”在主动地作恶。
马克.吐温说：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在21世纪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在发生着比小说还要荒谬离奇的悲剧。躲在“正能量”里面主动作恶的人，人民会记住你，你跑不掉。
那些内心还有良知的人，在执行上面的任务时，请别忘记自己的权利：必须开枪时，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