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29日，一位叫颜福庆的老人去世了，享年88岁。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一个88岁的老人离开人间属于意料之中，即使在今天，也算喜丧。
如果我们了解这位88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经历过什么，也许我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评价。
2020年，颜福庆这个名字被提及了很多次，提及他的人，是的张文宏主任。
“1927年颜福庆老先生留学回来到处筹措资金，建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教学医院。许多知名医院的最初，都是在一个个基金会支持下得以建立发展。和颜福庆老先生、闻玉梅老师这样的人比起来，我做的一切都不值一提。而社会上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让大家把钱拿出来支持医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20年5月8日，张文宏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27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创立，院长颜福庆教授于1933年担纲上海市肺科医院首任院长。颜福庆本身是一位擅长结核治疗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精湛医技凸显了他的精英精神，而建立这样一座当时主诊肺结核的医院，一花一树、一草一木老先生均亲历亲为，这正是医生大众精神最好的写照。”——2020年11月19日，张文宏于上海国际货币经纪第13届“银行间慈善日”
2019年11月29日，张教授也参加了颜老的纪念活动。
我想尝试着概括性地介绍颜福庆先生：
他是第一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他是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
他是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的创办人和第一任院长。
他是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创办人和第一任院长。
他是中华医学会的第一届会长。
毫不夸张的说，颜福庆先生是现代中国医学史的先驱和重要奠基人。
所有的事业起点，源自他悲伤的童年。
颜氏家族在上海人才辈出，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监（校长）颜永京、杰出外交家颜惠庆、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和铁路工程师颜德庆等。颜福庆的父亲颜如松在他六岁时就撒手人寰，他由伯父颜永京带大。
关于颜永京有一个著名的轶事。鸦片战争后，外滩某公园曾经树立起侮辱性告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颜永京看见后十分气愤，不断给外国报社写信，并通过工部局头面人物施压，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在外国人的公园旁，中国人也有了一个公园。
颜永京对于后代的教育颇为成功，但他的晚年只有一个心愿——希望颜家下一代能够出一个医生。
他的第三子在14岁时因为脑膜炎去世。
他的次子因为治疗腹泻而被误用海洛因，无法戒除。
在去世前四个月，颜永京还在给在美国留学的惠庆去信，希望他可以学医：
最终完成伯父心愿的，是颜福庆。
1904年，颜福庆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报名去南非担任多本金矿的矿医，为华工治病。一年后，他离开南非去耶鲁医学院深造。临别时，矿工们集资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
要成为一个医学博士，需要经历怎样的努力，我们已经毋庸赘言。颜福庆所在的1909届共有25人，外国留学生只有3名。通过颜福庆的履历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知晓，他是真的热爱医学事业。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的同一年，他就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并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颜福庆还在课余时间售卖中国茶叶，他晚年数次讲起自己的这段经历，据说，有次不小心把红茶和绿茶混了起来，他灵机一动，把混合茶叶用精致的纸盒重新包装，贴上“帝国牌”的商标，说是中国新品种，最终销售一空。而那些喝着混合茶叶的美国人不会想到，这位不断被拒绝，又不断去尝试的中国推销员，会在十多年后，靠着同样百折不挠的精神筹款创建了中山医院。
1910年，颜福庆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国，在耶鲁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湖南雅礼医院做医生——“雅礼”其实是“耶鲁”（Yale）的音译，取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颜福庆人生的第一个机遇，来自两年后湖南都督谭延闿的一场久病不愈的高烧。他毛遂自荐，最终诊断谭延闿为大叶性肺炎，开了点药，第二天谭延闿就退烧了，从此把颜福庆视作救命恩人。多年后，颜福庆老实承认：“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但这个机会，使得颜福庆获得了谭延闿的支持，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我曾经讲过伍连德的故事，在1911年的中国鼠疫之战中，也有颜福庆的身影。他受两湖总督的调派，担任华中地区防疫总指挥。
吃不惯湖南菜，听不太懂湖南话，但颜福庆用所有的热情建设这所学校。1921年6月1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授予10位毕业生医学博士学位（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同等程度）。
这十个人后来都成为我国一流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其中有：
张孝骞，国立湘雅医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临床内科专家
萧元定，湘雅医学院院长，外科专家
汤飞凡，病毒专家，发现沙眼病毒
吴绍青，肺科专家，曾任中央医院院长、澄衷疗养院院长
应元岳，中山医院院长，第二军医大副校长
……
时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
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发动驱赶传教士运动，湘雅医学院由中方全盘接手。颜福庆已经从当年28岁的小伙子，成长为45岁的中年人。在为湘雅服务了整整18年之后，他带着弟子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董秉奇等离开了长沙，辗转于汉口和北京之后，他们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们将继续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创办上海医学院。
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期间，颜福庆曾经接待过一位姓毛的年轻人，他背着产后不久的妻子，有些胆怯地询问，自己身上的钱不够，不知能否减免一些医疗费。当时湘雅医院是有免费病床的，但是须经过院长的批准。
医者仁心，颜福庆对所有来看病的病人都充满仁爱，一如过去他在南非时治疗的那些矿工。他很快同意免费治疗那位女病人，没有问病人的姓名，也没有注意到，医疗卡上病人的名字叫杨开慧。
颜福庆的心里，装着整个中国的病人。
1929年，他重访美国，感慨万千：“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这样拖延下去，中国的现代西学将永远落后西方。”
1930年8月，颜福庆发出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倡议，他想要创建一家规模宏巨、设备齐全的国人医院，“注重平民，普及卫生教育”，集分科诊治、精密研究、医学教育为一体，这就是中山医院的雏形。
要筹钱，这在当时刚刚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来说远非易事，拿出当年售卖茶叶的韧劲，他四处奔波，在亲友眼中，他简直成了“乞丐”。
这并不夸张，这位瘦削的中年人出门永远手夹一本募捐册，坐最差的三等车厢，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劝人捐钱上。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去世，颜福庆对宋霭龄说：“如果把丧仪用于办医院，就是替老太太造福”——倪桂珍小时候寄居在颜福庆的舅舅家中，沾亲带故，最终，宋霭龄同意把母亲的丧仪转给中山医院。
上海市长吴铁城去东北，颜福庆跑去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最终捐了1万。
犹太富豪嘉道理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精明，颜福庆的方法是告诉他“某某答应捐钱了，某某又捐了多少，还一个劲地给伊戴高帽子，伊总算答应了。侬要晓得，犹太人是有名的‘铁公鸡’，想叫犹太人掏腰包，比登天还难。”
结果，颜福庆得了一个雅号：“老犹太人”。
但就是靠着这股子犹太人募捐法，他最终筹得银元100万。
1931年1月17日，上海医学院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在复旦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名流的签名。
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新院舍落成典礼暨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年会同时举行，国内外报纸纷纷作报道：
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新的骄傲。
颜福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一切值得吗？
颜福庆觉得值得。
当然，此时的他也许想不到，在生命的最后，正是他当年一手创办的医院，拒绝救治他，连最基本的氧气瓶也不肯提供。
颜福庆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不退休了。
说这句话时，是1949年8月。
当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医学院及其教学医院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兴奋地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药卫生事业，已经从为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服务转变成为人民大众服务了。看到医学教育有着极其远大的前途，给我很大的鼓励，加强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不但决定不退休了，相反倒工作得更加勤奋了。”
这一番话，发自肺腑，一如他邀请好友黄炎培为上海医学院写的校歌：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
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
他把正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专攻国际政治的小儿子颜瑞清叫回国，让他改行学医，到上海市防痨协会工作。在被华东卫生部任命为上医副院长后，他一直为拓展拥挤的上医校园东奔西走，终于争取到了东安路以西的土地，建成了六、七、八号三幢大楼。
1956年，颜福庆收到去北京参加全国知识分子代表大会的通知。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他发现自己被安排在毛主席左手边，当年那位姓毛的年轻人始终没有忘记三十多年前颜福庆对于杨开慧的帮助。
面对最高领袖的感激，他老老实实回答：“治过的病人很多，不记得了。”但他完全没想到，十年后，这张照片居然也成了罪证，革命小将们举着这张照片讲，你怎么可能和伟大领袖合影，这张照片，一定是你伪造出来的！
颜福庆渴望的晚年生活，原本应当是安详而宁静的。他对吃喝不挑剔，喜欢吃广茂香的叉烧，也喜欢在家里吃暖锅。吃饭时，他喜欢放音乐：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比才的《卡门》，还常播放一首《船歌》，这是妻子曹秀英生前最喜欢的。
上医九三支社常常在颜福庆家里举行活动，他会在议完正事后举行家庭舞会，男宾多于女宾，颜福庆就说，那就“惩罚”落单的男宾抱着沙发靠垫跳舞。
上医早期的学生，都记得1956年除夕，第二学生餐厅的新年晚会上，一个穿着红装、眉毛胡子粘着棉花的“圣诞”老人走进来发表新年祝词，这便是有些调皮的“颜老”，大家欢呼着拥过去。
在大家心里，颜福庆就是上医的圣诞老人。
但时代容不下圣诞老人。
“反右”中，年高失忆耳朵不好的颜福庆犯了大错，在全院大会上传达会议精神，把“共产党万岁”喊成“国民党万岁”，幸好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由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长陈同生兼任，陈书记保护了颜老，他说：“颜老的大节是好的，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文革”开始，保护过颜福庆的陈同生也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在1968年被折磨致死。覆巢之下无完卵，颜福庆很快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他被勒令在校园内游转，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边走边敲边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
早年创办医学院的艰辛，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医学界的武训”，“为了办医学院，恬不知耻地向洋人讨钱”“这和叫花子有何两样，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他不认识武训，家里人解释给他听，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他们说得对，我确实是洋武训。”这是他唯一承认的罪状。
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到颜福庆头上，老人在烈日下作喷气式批斗，颈上吊着大木牌，四个字“我是混蛋”。家人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他却说：
“没什么了不起，以前在湖南早就看到过‘痞子运动’，这次是一样的，革命过去了就会好的。”
他在枕头下放了一只装有金铃子的牛角小盒，夜里，陪伴他的只有金铃子。
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引发了肺气肿，家里人送他去中山医院就诊，这所他亲手创建的医院把他拒之门外，想要商借氧气筒，也遭到了拒绝，他全程在一旁，紧闭着眼，终于忍不住，两行浊泪。
在这之后，他拒绝再去医院，从此一病不起。
有一次，工宣队来抄家，有一人指着他：“你为什么不自杀？”他说：“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自杀？”他不怕死，和家里人讲起，之后遗体想要捐给医院供医学研究，这一要求也没有被接纳，医学界的反动祖师爷，连捐献遗体的资格都没有。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颜福庆家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他家和上医隔着的那堵围墙忽然倒塌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的，老保姆跑来告诉颜福庆的小儿子瑞清，颜老在床上大便失禁了，这是他卧床以来第一次大便失禁。
儿子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
他摇摇头。
又问，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也摇摇头。
墙上的钟敲响十一下，中华医学的栋梁颜福庆终于卸下了一辈子的担子，如那堵墙一般，轰然倒塌。
八年后，1978年11月29日，颜福庆逝世八周年这一天，他和他的家人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黄先生同样见证了第二次追悼会，现场有许多记者跑来跑去，“当天因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大厅内已容纳不下，很多人只得站在门外参加追悼会。”
那天晚上，颜福庆的家人在南京西路上的梅龙镇酒家设宴招待了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亲友，这一天，他们等得太久了。
有千千万万的颜福庆，等得太久了。
20天之后，人们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悲伤的一页终于被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