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以来,德尔塔毒株在中国境内,以福建的莆田、厦门、泉州和黑龙江哈尔滨、绥化为中心发生了两次局部传播。
与此前几个月广州、瑞丽、南京的较大规模疫情一样,福建疫情的源头仍被定位在入境环节。而针对哈尔滨疫情的溯源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尚未通报结果,9月24日已确认检出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符合德尔塔毒株。
但在两地疫情信息尚不明朗时,病毒潜伏期和入境人员管理措施逐渐占据舆论焦点,网络上不乏质疑“入境管理措施不够严”的声音。类似的焦虑情绪,与莆田和哈尔滨早期确诊者遭受的网络暴力不无关联。
两地疫情的最初信息的确都指向“超长潜伏期”的可能。
首先是,当福建刚一公布疑似“零号病人”林先生的活动轨迹,人们吃惊地发现,从他回国到确诊间隔了38天。
而哈尔滨最早确诊的3位患者中,病例2、病例3是由菲律宾返哈的解除隔离人员。他们的确诊距离入境已有49天。
一时间,尽管猜测还未得到最终验证,但要求再次延长境外人员隔离期的网络呼声日渐高涨,全国多个入境点的隔离政策也在近日趋严。
新冠是否真的存在超长潜伏期?
潜伏期的定义是感染病毒到症状首先出现的时间,不同病毒的潜伏期是不一样的,而确定潜伏期对感染控制极为重要。当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科学家需要通过临床观察得到的数据计算其潜伏期,就像是为病毒画肖像。
在实际中,个体确诊者的潜伏期是通过流行病调查,统计其暴露时间点和发病时间点的间隔得出的。
“超长”潜伏期是相对于“正常长度”潜伏期产生的概念。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结果显示,新冠肺炎潜伏期为 1-14 天,多为 3-7 天。如果一个患者的潜伏期超过人群均值的高限,甚至像福建林先生被疑似为38天,自然显得“超长”。
潜伏期或者病毒携带期非常长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一个人感染任何病毒后,何时具有传染性,是否出现症状,何时出现症状,病毒残留在体内的时长,以及残留的病毒是否有传染性——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都因个体机体差异而不同。超长潜伏期不是新的现象,其他国家曾出现案例。
不过,虽然理论上新冠病毒存在超长潜伏期的可能性,但最近的疫情并非由于超长潜伏期造成的。
从全球各国德尔塔病例的真实情况来看,德尔塔病毒在身体中的潜伏期较短,通常为1~5天发病,甚至有些人感染后24小时就发病,出现超长潜伏期的情况是“少见,甚至罕见的”。
站在生物统计学的角度,说“新冠病毒具有超长潜伏期”的特点是没有证据支撑的。2020年2月国内的一项研究在分析全国552家医院的确诊病例后,得出新冠病毒原始毒株感染者潜伏期的中位数为3.0天。而在全部1099个确诊病例中,只有1例经历了24天的潜伏期。但占比不到一千分之一,意味着所谓“超长潜伏期”的统计学意义很小。根据全球现有研究,潜伏期超过两周的新冠病例的确罕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0年5月的一项研究被引用较多,根据181份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潜伏期的中位数是5.1天。97.5%的患者在感染的11.5天内发展出了症状。
同时,德尔塔毒株的潜伏期目前并未呈现显著不同。《柳叶刀》子刊近日发表一份基于5~6月份广州疫情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德尔塔变异株的中位潜伏期为4.7天。
我们应该再次延长隔离期吗?
绝大多数新冠感染者的潜伏期不高于14天,但罕见的“超长”潜伏期确实存在——这是否构成延长隔离期的理由?如果将隔离期比个体潜伏期的极限长度还长,是否就不用再担心境外输入病例?
专家不建议延长目前国内普遍采取的“14+7”隔离观察期。
从效力角度考虑,输入防控的力度不仅与隔离时长有关,也取决于每一种监测手段和闭环管理的落实程度。而从成本角度考虑,隔离期的延长,不仅阻碍着国家之间正试图恢复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更为麻烦的是:隔离点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也会随着隔离期的延长而激增。
在入境防控体系中,隔离场所本身也是交叉感染的高风险区域。
据央视网报道,国家卫建委赴福建工作组的专家认为,目前厦门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在隔离范围内被发现,因此现阶段集中隔离点的防控尤为重要。
集中隔离场所的入境者、防疫人员和各种工作人员持续更替交叠,因此,隔离周期越长,交叉感染的风险就越大。据奥塔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研究人员计算发现,每隔离1000名新冠阳性病例,就会出现6.1次的感染事故。
专家们反对增长隔离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的疑似超长隔离期的例子,也指向了另一些漏洞,比如:检测。
福建本轮疫情的疑似“零号病人”在隔离的21天期间共接受了9次核酸检测,至少一次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因此,当他在入境第38天检测为新冠阳性后,也有观点认为检测环节是否出现了问题,导致此前的“假阴”。
核酸检测一直是国内最主要的新冠检测方法,但检测的有效性,受到操作手法、检测频率、试纸质量等等因素的影响。
检测结果出现误差是一种无法消除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检测实验方法都不可能保证100%的准确性和敏感度,所谓的复阳现象并不奇怪。如果运输保存不当,样本也可能发生降解,导致结果不准。
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已陆续发布更加严格的回国要求,从原来的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改为核酸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
但作为双保险的抗体检测,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抗体检测可能无法筛查出刚刚感染的患者;其次,除了感染,接种疫苗也会导致抗体阳性。
为了进一步区分疫苗和感染引起的抗体阳性,可以加设了特异性N蛋白抗体检测。但这种检测不适用于灭活疫苗,因此,灭活疫苗接种者即使出现IgM抗体阳性,在出具接种证明后,也可获得登机许可。当越来越多的入境者接种过疫苗,这一针对远端的加强措施反而可能成为防控链条中的漏洞。
如同各地疾控部门一直在追求的“精准防控”,国内的相关专家们也一直在致力于缩短而非延长隔离天数。
钟南山院士也表示还不需要延长隔离期。因为绝大多数病例的潜伏期不长,隔离时间再延长,会弊大于利。但他提到,“我们可以加强对来自高危国家的入境人员在隔离时间内的健康监测频率,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一味强调隔离期的长度,可能掩盖防控环节的其他不足,增加成本,间接影响防控效果。隔离期就像效果显著的癌症化疗药物,但不可能因为有效就一直提高剂量,还要考虑药物本身的副作用。
而对于未来的防控策略,对不同人群的进行风险分级,有针对性地采取检查,可能是下一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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